杜鹃声声寄思念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白笏村，村边小山丘起伏，离世界闻名的“中国鹤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升金湖东岸，仅有二三公里。今年3月23日，我回到了故乡。春天早晨的升金湖淡雅、柔和、清新、宛丽，白茫茫的湖水上浮动着淡淡的雾，看什么都不真切，湿润润的凉风轻轻抚摸我的脸，我心中依稀萌生出一缕神秘……

村中有一口神奇的红鱼塘，塘里繁殖的都是最多三四两重的红鲫，不能食用。从别的地方网来的幼鲫放入此塘中，不久也会变成红色。但塘中水可食，村里通自来水之前，塘边有一眼四方井，清澈见底，井水甘冽，供村民饮用。听祖父说过，红鱼塘地处红壤区，塘里水为泉水，含铁、锰等化学元素较多，所以有此自然现象。

这是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我的祖父章韫胎，字盈五，就出生在此地，并度过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祖父在自己手书的简历中写道，“光绪二十三年丁酉3月12日亥时生，1897年4月3日，生于东流白笏村”。我的曾祖父章树桢，是位有风骨的文人。据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他曾当选为安徽省省参议员。省督军倪嗣冲以军饷不足为由，要求省议会通过盐斤加价的法案，章树桢不畏诱迫，坚持投票反对，他正气凛然地说：“今日一举手，全皖父老则受加税之害，吾妨为之乎？”这位老人诗词书法俱佳，他说：“诗贵在真，真者适于时，适于境，适于我也。”

祖父六岁时在家乡开始进书塾读书。清代书塾遍布城乡，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而祖父启蒙老师为拔贡金星先生。清代自乾隆始，每隔12年，由各省学政在本省秀才中择优保送1至2名到中央充任国子监生员，此为拔贡。祖父晚年回忆说：“金星先生为人方正，学问渊博，我师从名师六载，为后面的学习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祖父还饶有兴致地随口吟诵：“春为沃野夏为湖，水涨菱铺水退芜。一片葱茏常在望，只因烟雨暂模糊。”这是一首描写升金湖的诗，是他即将赴外地求学时写下的。

祖父生活在白笏村时，并不只是读书，他喜欢和小伙伴们亲近大自然，也喜欢帮助农家小伙伴们干点放牛、割草之类的农活。他老人家得知我到农村插队后，问我对春天的乡村田野有种什么感觉，我说就是暖洋洋的，什么都在长。祖父笑了﹕“春天的田野到处有歌声，风吹树叶沙沙响是歌，鸟儿来了，那歌声里就加入了鸟的鸣唱；草丛中各种昆虫在唧喳作响，这声响满是生机，蕴含恋情；阳春三月，一场春雨落下，走到竹林里，甚至能听到春笋拔节发出的吱吱呀呀声，万物就这样以千万种形态奏响迷人的生命之歌。家乡沃野秀水不仅养育我长大，也激发我后来学习研究生物学的浓郁兴趣。”

1910年秋，祖父14岁，家中派人陪送他到贵池去上学。他俩在升金湖乘小划子到贵池黄湓登岸，然后走到殷家汇，坐帆船从秋浦河顺流而下到贵池。这次远行给祖父留下美好印象，坐在船上观看沿途风景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他第一次感受到天高任鸟飞，水深凭鱼游的自由和舒畅。

辛亥革命暴发之年的春季，祖父进入贵池中学的前身―—贵池县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型学校1902年诞生于废科举、兴新学的风潮中，教师的水平很高，也很敬业。祖父在这里初次接受英语、数学、格致等新学科教育，激发了他对进入科学殿堂的向往。

谁承想就在这一年的12月27日，盘踞池州大通的军阀黎宗岳部董经奎等数十人跑到贵池城，强占高等小学堂，驱赶师生，解散学校。池城驻军司令黎石竟纠集流氓无赖捣毁学校门窗，将仪器、图书洗劫一空。此暴行一出，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闻讯后，十分震怒，立即挥毫书写手令谕示安徽都督孙毓筠，“少数不肖军人，蹂躏文府，祸及图籍”，“若不彻查究办，将何以维持秩序而保护教育！”手令火速送达安庆孙都督处执行，并于1912年2月10日，以《南京临时政府12号公报》公布全国，以儆效尤。晚年回首往事，祖父说：“中山先生有教育救国之情怀，他的大总统手令在教育史上留下深深印迹，也使贵池中学青史留名。”听说我在池州农机厂参加学工劳动时，住在贵池中学学生宿舍，他关心地问这问那，还告诉我，贵池中学欧阳良助校长是他年轻时的朋友。

为了不耽误学业，祖父随后转至安庆由池州六邑旅省人士举办的六邑中学继续学习，至1916年毕业，同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秋季，由预科转入北大法科学习经济学。

祖父在简历中写道：“1920年，冬11月自沪出洋，赴法国留学，12月到。入法国南部尼翁Nyon中学补习法文。”祖父多次对我谈起这次远行。他说，“欧洲是马克思主义发祥地，也是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我是和周恩来总理同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经过一个多月航行才到达法国马赛港的。”据县志记载，祖父是原东流县赴西洋留学第一人。“那时从海上航行到欧洲不仅时间长，由于风浪大，晕船呕吐也很厉害，不是对科学的热爱和有学成后为国家服务的报国之心，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到尼翁中学后，“经过半年的法语强化训练，1921年夏，我到了巴黎，秋天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生物学。”

“1924年我在巴黎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即进入巴黎大学生物进化研究所，从事昆虫生理的专门研究。1927年起我成为公费生，并获中华教育基金资助，有了比较充裕的资金，就可以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学和考察。看，看，看和做、做、做——这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付出的劳动，我有幸在巴黎大学的一个角落里曾拥有一张实验台。”

我上大学后，祖父曾与我长谈如何做学问。他说：“大学生不能教师讲什么就记什么，而要以自学、自修和自研为主。”针对我未上过高中，就到大学学物理学，他说：“无论学什么学科都要先掌握好语言这门工具，否则不但表达自己的见解有困难，就是对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出偏差。”

1929年秋，祖父完成博士论文，获巴黎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第二年春天，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阔别十载的祖国。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讲授细胞学。是年8月，任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1931年秋，又兼任北京大学教员。1932年秋到武汉，任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

在抗日战争中，1938年5月，武汉大学奉命西迁，祖父携家人随学校西行至四川乐山。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细胞学讲义》编著工作，这是我国高校在细胞学课程中首次使用中国人根据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编写出来的教材。

随后几年利用寒暑假和学术考察时机，祖父赴峨眉山、青城山、川西平原等地参观访问，他学习彝语、羌语，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以一个生物学家的学术视角，“初悟昆仑弱水并上古部族地位及渊源”。自1942年起，祖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肆力中华民族源流、古史古地研究”。

据祖父多年考证研究，中华种族本源之滇蜀，因地壳变动，沧海陵谷，先民们播迁至黄河和长江流域。武汉大学出版过一本《乐山时期的武大教授们》，有一篇章写我祖父，题为《章韫胎：吟诗写史的生物系教授》。日本学者桥川时雍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亦收《章韫胎小传》。谈起写诗作史，祖父深情地说，“我的古文史兴趣和功底，是在故乡书塾中养成的，藜阁师（即金星先生，笔者注）功不可没。”祖父这个“中华种族起源”之史学观点，由于近年科学考古新发现和通过基因考察，已经得以证实。但我的祖父已不可能得知这消息了，他又到一个新的世界去旅行了。

1946年8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汉璐珈山办学。自此祖父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欣喜地投入新社会，开始新生活。1951年，我大姑妈章荃青还在中学读书，祖父就送她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为抗美援朝慷慨捐献，表达了满腔爱国热忱。党和政府对祖父的人品和业务水平，给予很高评价。1956年，他被评定为高校二级教授。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米丘林学说，曾在我国生物学界盛行一时。但是，他的遗传理论缺少足够的科学事实作为根据，存在缺陷。祖父在教学科研中既重视米丘林的新发现，也坚持由孟德尔—摩尔根提出的遗传学三大基本定律。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行为，但在1957年，祖父却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5月，祖父离开教学岗位，被分配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学校要他在图书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三件事，一是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翻译外文资料；二是整理馆藏古籍；三是继续开展“中华古史发蒙研究”。祖父后来说，“因为学术观点受处分，对于我个人来说，还能够为国家继续做工作，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在我国一度受到排斥，这个损失却是巨大的，学术问题切忌一边倒。”祖父于1966年3月，经湖北省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武汉大学党委宣布，给予彻底改正。

我是1976年春节期间，在武汉与祖父最后一次相聚了半个月，那时他因患病生活难以自理，我利用寒假去照顾他老人家。他稀疏的头发已花白，双眼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曾历经风霜，但是他心情依然平静。

1976年3月，祖父移居于西安我大姑妈处。1977年9月1日祖父病逝，享年81岁。根据祖父母遗言，他俩骨灰于1986年8月安葬在故乡。

我静静地踯躅在祖父母墓旁，往事一件件恍如眼前。1952年底，我刚满1岁时就来到祖父母身边，直到1957年暑期才离开。在如花似锦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我享受着幸福的童年。上大学后，我对祖父母许诺要将第一个月工资全部用于购买礼物孝敬他俩，他们很高兴。但未等到那一日到来，祖父已与我天人永隔，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人间悲情令我徒唤苍天，泪湿衣衫。

远远地传来杜鹃那一长一短地啼鸣：“咕――咕”，我心头一颤，耳畔仿佛响起祖父那带着乡音的吟哦声﹕“好酒不多饮，聊以兴吾奋。好花不多栽，聊以解吾愠。野绿风渐和，菜黄香已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