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福

过去人家结婚要在洞房的喜门上贴这样一副对子：福来是五，喜到成双。这是人们对这对新人的祝福，希望他们五福齐临，好事成双。上世纪80年代，我碰到过一件事。春节回老家过年，村里一个“五保户”买了张梅红纸请我为他写春联。本不是难事，可是他却指定我这样写：福禄寿喜财，就怕你不来。这不免让我犯了难，如果真这样写，他自然要被别人笑话，连带我恐怕也要被通庄人说。

五福对中国人来说是深入人心的，它最初出现在《书经·洪范》中：“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可以讲，这是中国人关于幸福观的五条标准，也是人们一生的终极追求。其实，一个人要做到五福齐临是殊为不易的。

先说说寿。人们追求长寿是正常的，孩子抓周抓到“长命百岁”锁，大人们都喜笑颜开。其实，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希望长寿无可厚非，但若追求长生不老甚至长生不死就变成笑话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此贪生者大有人在，英明如秦始皇、唐太宗等亦不能免俗。嬴政轻信那个叫卢生的儒生，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不言而喻，盛怒之下砍杀数百人，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坑儒”惨案。汉武帝也上过类似的当，甚至将女儿都嫁给了方士。不过，他终究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临终前总算明白过来：“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所谓富，按方海权《福报的由来》的说法，乃施财施恩于他人，这真是一个大境界。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只不过人们更为看重的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获取、攫取、猎取还是夺取？事关大节。在一般人眼中，以非法手段获得不义之财是为人所不齿的，因此，人们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参照方氏标准，这依然难入大乘。即使是经过奋斗，获得了不少的钱财，充其量只能说是有财，离富还差得很远。真正的富是不但能获取钱财，还要能施恩于人。从古至今，有财者不少，而能称之为富则寥若晨星。愚以为，财富二字，财为物质的，而富是精神的，只有二者兼备，方可称之为五福之富。

康宁于五福里居中，乃身体健康心灵安宁之意。人不可追求长生不老，但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合理的饮食，健康的运动，都是延续生命长度的前提。一场大疫，让人们见识了生命的脆弱。毛泽东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真是言简意赅。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所谓事业名利财富爱情种种，其将焉附？宁是指内心的静，是一种精神的恬淡。中国的文人历来注重内心的静，无论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态度，还是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追求，抑或郑板桥“难得糊涂”之心得，无一不是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当代的文人中，丁玲的“逆来顺受”与汪曾祺的“随遇而安”也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佛家《华严经》中所倡导的“境由心生”，亦作如是观。

攸好德是个大的命题，人生在世终其一生所好何德？不外乎个体道德、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在儒家文化看来，人与人之间当守常伦之德，即遵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伦”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吾之愚见，儒家文化延续了几千年，其可贵之处在其可操作性，男女老少、白丁鸿儒皆可为之。道家文化中的德是高级的，严格说来其境界更高。它认为所好之德应该是道法自然遵道而行，说句老实话，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或非凡的领悟能力，这个德难以好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说得多好，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照着做就行了。

五福之中考终命是最难的，其他四福或可以通过努力以达，而考终命不是努力可及的事，它位居五福之末，其难可知。所谓考终命就是善终之意，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临死时身上没有病痛，心中没有牵挂便是好死，就是所谓的自然老死，无疾而终。当然，也有人认为善终者当能预知死期，此属形而上的范畴，凡夫俗子难窥门径。其实，对考终命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生者看到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表象的东西，而死者是体验者，按理说他们才有发言权。只是他们虽有感悟，却无法发言了，终为遗憾。我的母亲是九十二岁离世的，弥留之际，心有遗憾，满脸不舍。前些日子，我的堂姐离开了我们，刚过六十却已病了近三十年。她在回光返照之际，生者戚戚，她却称已心满意足。或曰“除却生死，别无大事”，信矣！

五福于中国人是极致的追求，究竟何为人生之福，《书经·洪范》所述只是滥觞。及至宋代以降，人们往往以“苏才郭福，姬子彭年”颂之。细研苏郭姬彭四人生平不难发现，此福何其难也。其实，以苏东坡之聪明，在其生命尽头写下的那首《庐山烟雨》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