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儿

从万安镇北寨门入，沿街南行五百米，走下一段青石坡路，再往前行百米左右，这条两边布满了板门商铺的大街轻轻向西南折转，形成了一道蛾眉。

蛾眉弯处，环抱着一处卵石所砌的高台。台上次第矗起两间硬山顶式的房子，青砖黛瓦，看起来有一丝肃穆。

这就是南坛儿，在附近住户的口中简称坛儿，叫起来有卷舌音。

我家就在附近。

坛儿的由来没有人讲起，应该是一座曾经供奉过菩萨或神祇的小庙。然而，从我记事起，就只剩下两间瓦房和一方平台，静观着台下街道上的人来人往。

老辈人的传说里，坛儿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有时有大队的中央军在村中驻扎；有时又来了三五一群的小队兵马，穿着青灰色的军装，带着镶两颗扣子的军帽，这些八路军或游击队敲起铜锣，招引乡亲，宣传抗日救国和共产党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坛儿的东北角挂上了一截铁轨，作为召集开会的钟。坛儿，摇身一变，成为生产队的中心，大会小会、开工出勤、工分分配，都在那里进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时正上育红班的我，时常透过破旧的门缝，看到举着红红绿绿旗帜的队伍从坛口经过……

再后来，坛儿又渐渐冷落下来，听不到急促的钟声，看不到夜晚开会的喧闹场景……

然而，渐渐地，走过坛口的人们多了起来，一个个都行色匆匆朝前奔，好像心中都揣满希望。

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来，袅袅地绕着坛儿，飘走了。

每月逢六的集市，又开始喧闹起来，熙熙攘攘的人流，汇集了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人们大声地讨价还价，寒暄、逗笑。坛儿俯视着，依然不动声色。

渐渐富起来的人们，精神开始饥饿。说书艺人来了！《呼延庆打擂》《狄公案》《施公案》等，在清脆的云板和河洛大鼓的说唱声中，坛儿前的夜晚又喧闹起来了。

大人们三五成群，有的凑到马灯昏暗的光亮里，有的蹲在檐下的阴影中，一边听着热闹，一边说着家长里短。几个不耐寒的老人，在门台前拢起了一堆玉米芯火，用小棍从柔和的火焰中拨出飞扬的火星。熬不住的孩童歪在大人的怀里，壮实的后生在说书艺人“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明晚分解”的吊口声还没落下时，就迫不及待地起哄“再来一段儿，再来一段儿”……

最常见到的说书艺人是一对盲人父子，父亲说书，往往由三十多岁的盲儿子开场，在哼哼唧唧的说唱中，最先引入的总是婆媳妯娌之间的逸闻趣事，以及对不孝儿女的控诉。每到此时，那哀怨的二胡声，和那一双茫然的白眼，似乎有了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听众中有人低下了头，有人流下了混浊的泪水，就连我们那些不谙世事的孩童，也在心里默默地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孝顺，绝对不娶那没良心的媳妇，不当那“马尾雀儿，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忤逆儿……

然而，坛儿作为演艺舞台，好景不长。因为，收音机、电视机相继进入了乡亲的生活，坛前的冬夜又复归沉寂。

直到后来，一个本地的赤脚医生租下了坛儿上那两间小屋，开了个诊所。

医生姓李，面容敦厚，说话和气，村里人叫他“抓子”。按照乡里不知拐了几道弯的亲戚关系，我叫他“抓舅”。那时的小孩个个像土行孙似的，头疼、拉稀了就到坛儿上找抓舅看病。抓舅看小孩们打针害怕，总是会用空下的药盒和针剂盒去哄逗。那些盒子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的眼里，无疑是稀罕物件，孩子们在它的吸引下，屁股上挨针似乎也没那么疼了，拿到盒子的孩子们往往还会互相炫耀。

几年后，抓舅迁走了，随了他入赘滩里的儿子，那里水浇地多，人们更富些。于是，又留下坛儿在孤独地坚守。

再后来……再后来……坛儿隔壁的人家扩建房宅，拆掉了那两间古色古香的瓦屋。

经受喧闹与冷寂的轮回，坛儿消失了，终于消失了。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那么不喜不悲。那些记得住或记不住坛儿的人们，也都终将不喜不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