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青春应当不脏也不疼

在一个渔庄吃饭，席间说到电影电视，“隐入尘烟”“阳光灿烂的日子”“东八区的先生们”“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样的话题，似乎证明几个喝酒的人和文化都有暧昧的一腿。

“东八区”成为话题后，我找了第一集来看，四个油腻大叔扮演青葱大学生，一看就不像，看不下去就关了，心里想，原来遍地都是的小鲜肉都到哪去了。

“隐入”还没有成为话题的时候，我就看过了。我是当作文艺片来看的。现在下架了，大家都在怀念它。我不怀念，我觉得这类片子，演员很丑，场景很糟，对白很少，没了这部，可以另找一部。

说到王朔的“阳光灿烂”，有人的手指过来，说那部片子，里面那帮小家伙的所作所为，也是我们的生活——这个话其实是不准的，我的青春期与那部电影不同。

我和王朔，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要是说细点，他在那个年代的尾巴，我在头上，大他很多，再往细里说，他是“大院”里的人，我是“大杂院”里的人。

“大院”和“大杂院”，本质区别很多，可是，时间长了，大杂院里长大的人说起往事，也会忘记那个“杂”字，以为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王朔那帮大院孩子一样一样。

这和忘本无关，这和记忆有关。

也有另一种解释，我们人很轻浮，电影一带就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场景。所谓的带入感，其实是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是在北京餐厅吃西餐的孩子，以为我们是坐着直升机参加朋友婚宴的先生们。这种错觉当然美好，所以会有人在“东八区”下架后表示不满。

到北京餐厅吃西餐是王朔那帮大院孩子的生活，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城是一种高尚生活——那不是大杂院的生活。不是。

“阳光灿烂”和“东八区”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展现的，卖弄的，炫耀的，是他们那个阶级或阶层的生活。那不是所有人的生活。

大院里的孩子到北京顶级餐厅解馋，还五六人、七八个的一人一辆自行车追女孩。我不说追女孩了，我说说自行车吧，我有自行车要等到上班以后第三年才买得起。在最需要有部车子追女孩的虚荣岁月我是无车族，这段回忆让我扫兴。

大院里的孩子还喜欢爬到屋顶上谈天说地，镜头一推，一张张没有酒刺的脸，再一推，瓦蓝瓦蓝的天空，合在一起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杂院的孩子和屋顶相处是另一种叙事风格。作为集体，我和我的朋友没有一起爬到屋顶上聊天的经历，大杂院里的那种房子，弱不禁风，如果同时爬上去七八个人蹦跶估计会出事故。作为个人，我不止一次爬过屋顶：家里养的公鸡蹿上了房，我要将它追下来，这段往事可以概括为“追公鸡”。有时，下雨漏了，天晴后我要上房重新排一排瓦片。从房上下来，两只手都是黑的，毫无青春色彩。上高中时，学校要将一座旧礼堂拆了，那个礼堂原来是庙里的大殿，很高很高。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学校没有安全教育，学生没有安全顾忌，学校就让许多学生爬上高高的屋顶掀瓦揭盖。无数瓦片一块块传下来，这样的劳动，弄脏的除了两手，还有脸、脖子、嘴巴和口腔，这都和王朔们的生活错开了时空。拆了礼堂又搬大木头，很多同学合力扛起来，到了地方，一二三，大家一齐扔。终于有一次，一定是因为我的动作不对，木头砸了我的一只脚，送到医院，医生用钳子一拔，破裂的指甲盖就被拔掉了，好疼。而真正的青春应当是不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