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朵栀子花

简单快乐正是人性美好光明的一面，而平安自在也是我们平头百姓梦寐以求的

5月的广州，照例是淫雨绵绵，潮湿闷热。禁足宅家，眺望窗外，天低云暗。然而，眼前浮现大姐衣襟上绽放的那朵雪白的栀子花，顿觉精神一振……

疫情之前，我们离粤北上，从武汉向西行，奔向四个乡下姐弟所在的仙桃市陈场镇。车到老家，前排农舍是大弟的家，过沟就是大姐与姐夫的家。大姐听说我们回来了，立即起身出门到路上相迎。

她的步履还是那么稳健轻快，满头浓密的乌发！要知道，大姐生于1937年，已经84岁了！她笑盈盈地走向我和妻子，胸口前的衣襟上系着一朵盛开的栀子花，在方格蓝底的上衣映衬下，颇为亮眼。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感觉除了欣慰就是敬佩：她的精神状态真好！

前人有诗句咏栀子花，道是"最是动人情意处，黄梅已老未逢荷","未结黄金子，先开白玉花".在我们水乡，花木的品种很少，栀子花虽不像金银花可入药，不像桃花荷花有果实，却是最受女性欢迎的。它们单色素净，不如兰花多彩鲜艳，而馨香浓馥过之。每年端午节之前，栀子花苞如毛笔毫端浸水般大小，便有妇女将花摘下戴在胸前，或插在发髻上，也有插在竹笠上，或夹在耳轮上的。虽说戴栀子花老少咸宜，毕竟以少女或中年妇女为主，小女孩和老太婆戴花的并不常见。

大姐是大伯父的女儿，我们鄢家大排行的大姐，即最年长的堂姐。她出生不久，1938年"武汉会战"之前，20多岁的大伯被抓壮丁到了沔阳县城。他们三弟兄，爷爷说总要三丁抽一的，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出生后被过继给大伯家做长房长孙，断奶了就受大伯母（我喊"姆妈"）抚育，直到12岁半我离家到沔城中学住读。

因此，兄弟姐妹间，我和大姐与大姐夫的接触最多。大姐之命苦，一是没有父爱，二是出天花留下后遗症，俗话叫"破相"了。姐夫作为不改姓的上门女婿，也是孤儿，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外县，他寄养在叔叔家长大。"大跃进"那一年，我们搬到通州河边去住。我和大姐一家挤住在一队（原小河口街）唐家理发铺的拖院（正屋后面搭的棚子，可借正屋一面墙）里。记得有一年发风暴，把世财叔家的新瓦房弄塌了。有天晚上风呼呼地吼，大姐把我叫醒躲到方桌子底下，瑟缩未眠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得1961年，大姐生大女儿时，村里的接生婆说要给产妇喝童子尿，姆妈拿个碗半夜把我叫醒。我在公社中心小学读六年级时，有一天病了发高烧，放学不能走回家，是本队的学生回家带口信，大姐夫到学校老师宿舍把我背回去的。1967年我辍学回队当记工员，大姐在"中年妇女"作业组，插秧割谷她们是最笨的，待嫁的囡子们与初婚的青年妇女们早已完成早上分的劳动任务回家，她们还在汗滴禾下土，我有时就去帮她们栽几蔸或割几镰刀……而今，本村与大姐同作业组同年龄段的嫂子婶娘们，大多数已辞世，我的大姐还这么健旺，简直可称奇迹！其实，她育有三男二女，一生很辛苦，而且也没有逃过血吸虫病疫区的病患折磨。

大姐心态好，身体好；比她年长两岁的大姐夫心态也好，只是耳朵有点背，牙齿掉了几颗，毕竟86岁了。夫妻同心，三个儿子有两个在村里建了楼房，小儿子在县城买了房，但是他俩谁也不靠，坚持自立门户，种粮种菜自食其力。大姐夫还经常去钓虾捞鱼换点零用钱。

惊异大姐的眼眸还那么明亮，没有一点老眼昏黄的样子，甚至忽闪闪地看人，带几分调皮。忽然想到陆游的《稽山农》诗句，"无怀氏之民，可以为吾友。眼如岩电不看人".从未听大姐大哥像有些乡村人那样谈论大人物和世界大事，这个矛那个盾地争执。超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范围的事，他们根本不插嘴，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地断言什么，大姐的眼如岩电，可算是无言的质疑。

感觉大姐的心，像她胸口的那朵栀子花一样单纯，温馨，明亮。她的生活哲学是简朴的，没有贪婪和偏执，满足于温饱和自在；又是达观的，不向厄运屈服，坚韧地追求美好，享受人生。正如她的大女婿所说：她是一个简单的人，享受简单的快乐！确实，简单快乐正是人性美好光明的一面，而平安自在也是我们平头百姓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