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桥读书的日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紫阳县高桥中学读高中。其实最初我是被毛坝中学录取的，在那里上了半学期后，眼见着几个同学都转学到了紫阳一中和高桥二中去了，我便要求父亲转学。父亲同意了，下半学期就把我转到了高桥。

说实在话，那时候转学纯粹是多此一举，因为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差得不能再差，转到哪所学校读书，也是考不上大学的。我的大学是自考出来的，那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高桥中学读了两年高中，毕业后就背起行囊心怅怅地回家了。

在高桥读高中的两年时间里，除了课本，我基本上没什么课外书籍可读，每学期的语文课本发到手里，我都是很快的从头到尾读了透彻，就再也没想去翻过，上课时老师的讲解我基本上没听进去，尽管这样，我的语文史地成绩拔尖，班主任苦口婆心劝导我不要偏科，只要把数学和英语成绩提升上去，考大学是有希望的。可惜我没听老师的话，只对文学类的书籍感兴趣。

学校有图书室，好像一周只开放了一天，平时对学生借阅。我去借了三本书，一本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本是薄伽丘的《十日谈》，一本是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这三本外国文学作品让我手不辍卷，受益匪浅，忘了还书，甚至是根本就没打算还回去，直到图书室的管理员多次上门讨要，我才万分不舍地归还了。那时候，想读点课外的书籍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迫切，但阅读资源十分有限，只能偷偷地从家里带些文学杂志到学校里看，但无法满足我的阅读渴求。高二下半学期，镇上成立了文化站，对外开放阅读物，我闻声就跟了过去。那天是个中午，天气晴朗，太阳高照，是个读书的好日子。一走进阅览室，眼见着许多文学杂志就摆在我的眼皮下，心情用心花怒放来形容都觉得不恰当。去看书的人很多，但大多是去凑热闹，真正坐下来看书的没有几个。我东翻西看，也不知到底要看什么，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也有点情不自禁。管理图书的是位小伙子，看上去很精神，一身书卷气。那时我还不知道，图书管理员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著名小说家李春平，那个时候他刚从农村走出来，招聘到基层文化站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站，筹建文化阅览室是费了苦心和精力的。他早期的充满浓郁清新的乡土题材小说就是在高桥文化站里忙里抽闲创作的，而且已有名气。

我知道李春平是他在《丑小鸭》发表小说的事。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听诗人父亲刘培森说起他，再从父亲说起他的时候那个褒扬而又喜兴的劲头，我也开始对他崇敬起来。那天在文化站里里外外翻看了很久，也没拿定主义要借哪部书，直到最后，我干脆卷起两本杂志，顾不得办理借阅手续，就急匆匆地离开。这两本杂志一本为《延河》，一本为《青年文学》，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以后的日子里，就成了文化站里阅览室的常客，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如饮甘露般读了个遍，尽管这种校外快乐的读书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却如一盏明灯点亮了文学的梦想，照亮了人生前进的方向，让我终身受益无穷。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闲了几个月。在家闲着的时候，也写点东西，往外投稿。我记得写了一篇散文叫《豌豆角》，父亲看了后觉得不错，让我誊正，寄给了李春平主编的《高桥文化》。没多久就发了出来，并给我寄了样刊。样刊是油印本，飘溢着油墨书香。这篇散文是至今写的数百篇散文中唯一没有向外投稿的习作，成为一个纪念留在我心里。

《高桥文化》作为紫阳地方文化一朵山花，也将常开在我的心间。不仅仅是这块园地为我提供了一次发表作品的机会，重要的是它曾在紫阳文化时空里如萤火般燎原，化作一股清溪流向汉江，奔向远方。